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流氓、奴才、傻子、愤青。 人一旦有权势就易变成流氓，权势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比如指鹿为马的赵高胡亥，唱红打黑的薄熙来王立军。自己没权势或惧于更高的权势，就成为奴才，奴才有主动性奴才、被动性奴才之分，主动性奴才为了利用权势捞取好处满足自己私欲就会尽力吹捧谄媚权势流氓，一切唯权势是从，比如才子郭沫若，亚洲代表闵成钢，共和国脊梁倪萍，那个“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心中无雾的鸡汤教授于丹，昔日薄熙来王立军的冲锋队员-近日改行做律师的幺宁检察官（如徐昕律师说的“见过不少检察官，多数和幺宁不相上下，明知被告人无罪，却非要置其于死地。只因领导安排或只不愿认错”）。

被动性奴才是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寄生于权势的淫威之下，如同被大清剪了辫子，顺民做久了也就习惯了，如果这时有人为他呐喊，他会说，你这个负能量、极端分子，唯恐天下不乱。

傻子通常也在做奴才，不过不自觉自己是奴才，他们被流氓和主动性奴才洗脑，以为流氓是大善人、好人,这些人没有思维能力，很容易被他人蒙蔽，往往将善当作恶，恶当作善，比如华东政法大学的2个女生告密说老师是反革命。

流氓固然可恶，但不如主动性奴才可鄙，而被动性奴才和傻子则可怜，不知不觉中做了流氓和主动性奴才的帮凶，也是情有可原的。无论是流氓、奴才还是傻子，他们往往都是充满正能量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非常可怕的，如清朝的杀洋人的爱国义和团，万人空巷狂热爱希特勒爱国爱纳粹的德国人民,文革时的“批斗地富反坏右”满腔热血的革命群众。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都说明人民群众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跑，谁当皇帝他们就是谁的子民，他们就是“星宿老仙，法力无边。星宿老仙，天下无敌。”中丁春秋的徒子徒孙。

流氓和奴才不是绝对的，流氓在更大的流氓面前就成了奴才，如同王立军被在薄熙来面前被扇耳光也只得忍受着，奴才在更低的奴才面前就耀武扬威地地成了流氓，如果包工头对矿工吆五喝六一般。

鲁迅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于丹之流的正能量们声称“心理阴暗的人，看到的总是这个世界的黑暗面”，他们以为自己假装阳光能掩盖内别人是精神病。祖国暖男亚洲代表闵成钢当年是多么大义凌然、爱国正能量，结果是一个卖国贼、贵妇人的玩物而已，天下敬仰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结果成了阶下囚。一个人只要散布正能量（孟非语）说明此人已经做了或正打算做见不得光的勾当,衬托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弱智。

与上述三类人不同的是一种被正能量们称之为负能量心理阴暗的loser“愤青”，愤青认为“只有心怀光明的人，才敢触摸黑暗”，好莱坞超级硬汉杰森·斯坦森说，“有人说我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其实正因为我心明亮才看得清世道黑暗的一面，才明白这世道之龌龊,我之所以抱怨是希望变好,我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批判和抱怨,你若无视同胞所受的苦难和社会的腐败，对一切都冷漠，你才最阴暗”。愤青宁折不弯、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与上述三类人格格不入，他们常常如同皇帝新衣中的小孩直接戳穿正能量们华丽的新衣。比如大愤青鲁迅和对他无比推崇的毛泽东，都是有名的大愤青，经常发表文章痛骂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独裁伪民主反动本性，这些著名檄文文笔犀利，刀刀见血。 历史告诉我们，推动改变社会进程的都是愤青而不是所谓的墙头草人民群众。没有愤青，都是歌功颂德、吹拉弹唱，社会就缺乏活力，如死水一潭散发出阵阵死鱼的恶臭。

近日，著名央视主持人小崔因其一连串愤青言论奠定了其著名愤青的地位。令我联想到另一著名愤青张鸣，都是因上进之路被堵死或投诉无门而被逼成愤青的典型案例。让我们摘录他们的一些片言只语。

崔永元：

“是的，你暂时开禁了我的微博，你以为我会跪下来感谢你，不会的。我的自由言论权利是与生具来的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不是你恩准的。我坚信有一天你也会尝到别样的你曾拥护的滋味。 ​​​​”

“这些人官至高位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口出狂言，哪一天双规了半点气节没有，一泻千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不象焦裕录为民舍身，后不象江姐内心坚定。共产党的干部选拔制度怎么会挑了成群结队的这类庸人？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

“少说真话，做个听话顺从懂事儿的好人，吃香的喝辣的公费旅游的既得好处又受提拔……这点破道理三十年前就懂。年轻时没动心是因为年轻，现在不动心是因为已经不年轻了。珍惜生命，远离奴性。 ​​​​”

“一些记者采访时收个小红包、受邀相关利益部门培训住两天风景名胜区丶吃几顿好饭、听几句好话、再拿个红包……这个时代这都不算什么大事，记者也不是圣人。但是，你从此就颠倒黑白、罔顾事实、践踏正义，不要说你还算不算新闻工作者，我想问：你算个什么东西？ ​​​​”

张鸣：

“复旦的博士论文，99·9%的抄袭都能过，连后记都抄了。抄到这个份上，就不能怪学生了，只能怪这所名校。 ​​​​”

比国足更烂的是大学： 就这样，我们的大学，什么都可以代了。只要有钱，上大学可以由别人包办，不仅本科，硕士和博士也照样。最后毕业，文凭肯定是真的，可惜，学生倒像是假的了。能出产这样假学生的大学，是不是比国足还烂呢？国足踢得再差，也没办法找人替，跟国内烧钱的俱乐部不一样，没法花大钱雇洋枪，让自己人做陪衬，上阵的，都只能是自家人。踢好踢孬，反正人家也在上面跑了90分钟。上学可以作假这事儿，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至少我们上大学那阵儿，还没听说过。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起于官员读博。中国的官员高学历，是世界第一号。绝大多数，文凭都是做官、做了大官之后获得的。高级官员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上课呢？只能让秘书代劳。当年官员由秘书代为上课，在读的学校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争取高级官员做自己的学生，是我们官本位大学的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就算知道了，也只能睁眼闭眼，假装不知。时间一长，社会人士受到启发，“代”字号的生意，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的大学，是个怪胎，怪就怪在，它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物，兼有两种经济模式之弊。既像衙门，又像学店。这样的大学，出什么新鲜事都不会令人奇怪。

混吃等死的成功学： 能把混吃等死坚持到底，就是最大的聪明。明明知道上头说错了，照着办，可能事情会越来越糟。不要紧，装不知道就好。完整、准确、不走样地贯彻上级指示，做一个听话的算盘珠，比什么都强。混吃等死的原则，就是听话而不多说话。要说，只说领导说过的话。鹦鹉学舌，绝对是一种美德。领导说要创新，你当然得喊创新，但你自己绝对不要真的创新。创新的人，当然有出人头地的可能，但背后的风险，比这个可能还要大。千万别自负才华，这个词儿，在官场里没有分量，千万别觉得自己有学问，学问这个词儿，同样是祸害。袁枚有才吧？官止七品芝麻，俞越有学问吧，半道挂冠而去。 自古以来，让聪明人变成学舌的鹦鹉，被拨动的算盘珠，其实很不容易。有点才华，总是压抑不住要显摆。扬己露才，也是人性的弱点。干了点事儿，不知道及时把功劳归给领导，而是自己张扬。或者有点小脾气，偶尔发两句牢骚。凡此种种，都是嫌自己死得不快的大毛病。有这样的毛病，还老是感慨怀才不遇，都属于在官场找不到北的。 要知道，下面的人没有才华，才华都属于上面，一级一级奉献上去。下面的人没有荣耀，荣耀都属于上面，同样一级一级奉献上去。进而，下面的人没有成功，所有的成功，都归于领导有方。惟其如此，你才有可能成功。因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只能由上面给下来。曹振镛是这样成功的，曹振镛的徒子徒孙们，也是这样成功的。只要在做官的同时，注意养生，你就可以做三朝元老，四朝元老，甚至更长。

环境这么操蛋，我该怎么办？：

这个题目，是这些年学生们常问我的问题。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该怎么做——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一句话，我不理他们，不理这个环境。

说不理，看起来牛逼哄哄，豪情万丈，其实，我只是跟不上而已。与其踉踉跄跄地跟着潮流走，跌得鼻青脸肿，自己郁闷以至于患了忧郁症，还不如我行我素，按我自己的步调走。无非不合时宜，那又怎么样呢？

鲁迅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孤独者》。里面的主人公魏连殳，就是一个从坚守自我的困顿，走向放弃自我而发达的失败者。困顿的时候，还活得挺有精神，而放弃自我做了军阀的顾问，却只能放浪形骸，在自我摧残中早早结束了生命。我不想做魏连殳，外面的诱惑很多，潮流的拉力很大，随波逐流，或者助纣为虐，都是能让自己——如果你还有点才华，活得滋润的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无论怎么样沉沦，最终良心都不会泯灭，终有一天，你会对你的选择后悔的。那种滋味，可不是人受的。

当然，人是从众的动物，周围人都在乱扔垃圾，你不扔，你就有压力。周围人都在偷奸耍滑，你老实，你就有压力。周围人都说谎话，你坚持实话实说，你就有压力。抗不住压力，也许是多数人的常态。但是，如果周围人都在随地大小便，你也跟吗？好些在国内似乎很随和，很随大流的朋友，到了印度，往往就是不肯随众随地大小便。人之所以为人，总会有些底线。其实，说谎骗人跟随地大小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挺恶心的。

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诱惑。人可以抗住压力，但对于诱惑，却难以抵敌，特别是，这种诱惑跟你的生计相关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食品生产者特别乐意掺假，但是，如果你不掺假，你的生意就砸了，你干不干呢？坚持不干，可能你就别想干这行了。干别的，你又不会。

做学者的，老老实实做学问，就一定会被边缘化，职称评不上，收入上不去，房子买不起。就算你还能将就，那老婆孩子也能吗？一位从前的学生，博士毕业，在高校教书有年了，职称还是讲师。他告诉我，他辛辛苦苦三年写一本书，人家一年能出十几本。怎么个竞争法？十几本书都是抄的，也没有人管，评职称只看成果的堆大堆小。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大学都学清华，非升即走，那么，我这个学生，饭碗就砸了。这种时候，他还能坚持自己吗？

明眼人都知道，这样的诱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威力，关键在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弄。环境不好，关键是风气不好，而不好的风气，又是有人故意放纵所致。当说假话的成了大气候，说真话的人，就成了珍稀动物，进一步，珍稀动物，是会灭绝的。

不过，到了那一天，人间也就成了地狱。有多少人，能忍受地狱的生活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

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文化水平越低愚昧程度越高,因为他们不易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东西）,千万不可低估学者为了私利出卖良心的堕落程度！现在有太多的“四狗干部”：对待上级像哈巴狗，对待下级像狼狗，对待利益像疯狗，对待女性像公狗！

朱学东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信奉的理念，相信社会进步，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像我这样的人，在一个希望的时代，充满期待离开故乡，步入这个社会，而且如此努力，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时代就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看着1984和美丽新世界兴高采烈地一拍即合，内心的寒意越来越深重。我这些年写传媒业年度大事盘点，内心深处，每一年都觉得比上一年更冷。事实上也是。（当然，有人说，你算哪根葱啊，这么自恋狂妄自大，这个国家轮得到你说话么？话不能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是由各式各样的葱组成的，最小的葱被践踏的葱，也有春天，也会开花结果，这是自然规律，也叫天道。）

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不幸在于，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能为改变这个世界留下痕迹（1985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学典礼上，我的大学校长袁宝华先生把我们称为“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今天这样的时代，绝非我渴望的，也不是我当年所能想到的，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曾经被期许的建设者，我们是失败的一代人，也因此是不幸的一代。这种失败的不幸，与金钱荣耀没有关系。最多的金钱最高的荣耀也无法掩盖这种失败的不幸。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最是形象。直到今天，我渴望的免予恐惧的自由的生活，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李承鹏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场从不缺肃贪，妓院最爱假装打扫内部卫生了，中国官员也是最爱讲道德，婊子最爱述说自己清纯的爱情。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既有那么多肃贪、又有那么多道德的逻辑矛盾里，相信，丽春院发生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Cornel大学双硕士况莉莉：

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不就是一个黑社会吗？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黑社会。我敢这么说，没问题。 （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黑社会”这话，在鲍鹏山的“商君书”演讲视频也说了）